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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幸:让“参与式更新”激活老城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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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幸简介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史家胡同风貌保护协会秘书长,长期在北京开展历史街区保护和名城保护规划及公众参与工作。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去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强调,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当前,寓“文改造”于“微改造”,以绣花功夫提升城乡环境,已成为广州抢抓大机遇、焕发新活力的抓手之一。在这方面,同样是老城市的北京,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今年以来,北京市拟立法推行“责任规划师”制度,为破解超大城市更新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为此,记者专访了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赵幸。听她详解,近年来北京在城市有机更新和精细化管理上形成的一些好经验、好做法。

责任规划师推动社区形成沟通机制

广州日报:责任规划师制度颇有新意,在北京是怎么逐渐成形的?

赵幸:从2007年开始,北京市开始尝试在城市规划保护中扩大公众参与。最初是以老城区为试点,做一些参与式规划的探索。那时候,城市规划建设中普遍不太注重公众参与,无论是居民,还是在地单位,都缺少参与的接口。之所以选择老城区作为试点,也是因为老城更新涉及的问题较复杂,利益相关方较多。

到2008年,北京市提出了责任规划师的概念,但实际上责任规划师和他所负责的街道还没有建立特别紧密的联系和合作对接的接口。2014年起,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区中进行了比较深度的责任规划师探索。从2014到2016年间,是以非正式合作的方式开展在地责任规划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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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落公共空间提升改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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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落公共空间提升改造后

这期间,主要进行了社区公共空间改造、老旧小区公共环境提升等方面工作,并采取全过程参与式的方法。在方案制定之初,就和居民一块讨论、接受反馈,最终确定实施方案。

在此基础上,我们和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推动成立了一个社会组织,就是今天的史家胡同风貌保护协会。这个社会组织成立的初衷是把居民、产权单位等利益相关方拉到一个平台上,建立一套沟通机制。这样的话,大家想干什么、需要什么,就可以提前沟通、充分讨论。

但平台成立后,我们发现仅有一个需求平台远远不够,进而试点了一些改造项目。比如,在空间提升方面,对一些大杂院的院落公共空间进行改造,像有些闲置的小违建,以前可能用作煤棚子,现在已经不烧煤了,清理拆除后,便能留出公共空间做成花园,由居民来种植和维护;在公共设施方面,对传统菜市场进行了改造,我们会跟产权单位、居民和菜贩们一起设计方案。由设计师提供指导,他们提出意见,到最后的美化环节,他们也可以参与进来,一起动手布置。这些改造都属于参与式微更新,目的是希望通过全过程的参与讨论,推动建立社区公共事务的商讨机制。

从2017年开始,街道方面觉得这种方式取了良好效果,所以双方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此时,北京还没有开始正式推广责任规划师制度。所以,就先在街道层面明确合作关系。由于和街道一块合作运营了史家胡同博物馆,责任规划师的在地工作,就有了一处实体空间,可以长期收集居民信息和意见,汇集各种合作资源。同时我们会利用这个空间策划临展,这也是推动街区微更新的一个手段。因为有些街区更新项目,不是马上就能申请到经费,进入实施阶段。但一开始,可以通过临展的方式收集居民意见,用1:1实景放线装置进行示意性实施,让大家提前看一看,公共空间如果变成这样会带来哪些效果。如果各方认可的话,就能比较顺利地进入实施阶段。

北京的大杂院里住了很多户居民,相互之间却没有沟通机制,院落里很多杂物或私搭乱建,都处在既不腾也不拆的状态。因此,责任规划师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设计方案;二是组织讨论,让居民意识到目前的状态不可持续;三是改善社会治理机制,比如和社区一起带着居民制定社区公约、收集胡同口述史。此外,每年北京国际设计周期间,我们会以临展的方式,向居民和全社会展示目前探索实践的一些成果,吸引新的合作资源。

广州日报:责任规划师目前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赵幸:从北京东城区、西城区的做法来看,责任规划师多数是兼职的,相当于街道对接一家机构,如果有什么需要,这家机构会派专业人士帮忙解决问题。但海淀区试点的方式,是由单位派驻一名专职规划师到所在街道。因为责任规划师制度从去年才正式推行,很多做法仍在探索当中。

技术指导方面,责任规划师承担的职责,类似于技术顾问的角色。比如有些设计单位会给街道提供一些方案,那么责任规划师会帮助街道和社区进行技术把关,看一看方案符不符合整体规划要求,然后持续跟踪实施过程。至于权限范围,现在还没有特别明确。有的街道的做法是,所有方案必须经责任规划师签字,才能实施,但这个权限是基于街道对你的信任,不是说责任规划师理应拥有方案审批权。

公众参与方面,当有些规划项目需要征求居民意见时,责任规划师会协助组织居民讨论,提供一个场合让感兴趣的居民、单位等利益相关方发表意见。另外,会协助街道探索街区更新或社会治理的创新机制,给他们提供专业咨询。比如孵化一些创新项目、扩大项目实施中的社会参与等。当然每个街道的情况都不一样,有的街道希望我们具体策划一个公共空间应该干什么事、如何来运营,有的只需要负责前期咨询,让责任规划师给出主意。

规划师权责如何界定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广州日报:进一步推广责任规划师制度,还需解决哪些问题?

赵幸:最大的问题在于怎么清楚地界定权、责、利。如果机构和街道双方有长期的合作基础,实际工作中,权责划分就有较明确范围,双方配合就比较默契。如果前期沟通不够充分,就可能产生“街道不清楚责任规划师该干什么,规划师自己也不知道什么事该找他、什么事不该找他”的问题。这样的话,对接效果就会不太理想。

在沟通方面,不管是责任规划师与居民的沟通,还是规划师与街道方面的沟通,都非常重要。当然,跟街道、部门、合作方等机构的沟通过程会更加复杂一些。因为你面对的可能是不同领域、不同类型、不同权责的机构。而且责任规划师团队还没有一套成熟架构,对整体规划的理解程度、对沟通方法和技巧的掌握程度也参差不齐。

在考核评价方面,现在没有明确标准,不过一般在某个项目或某个阶段结束时,会有一个双向评价机制,包括社区居民、街道等服务对象会给责任规划师的工作进行打分。

总之,责任规划师制度还处在起步阶段,很多具体细节有待进一步探索。相信随着经验积累,这项制度会逐渐形成比较成熟的流程和规范。

搭好平台为城市更新汇集合力

广州日报:在进一步扩大公共参与方面,责任规划师制度还有哪些好的经验?

赵幸:目前,很多非专业的社会团体对于文化保护工作,其实非常感兴趣。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平台、一些经费支持,或一处场地空间,一定的媒体曝光,来推动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也协助西城区政府合作建立了一个汇集保护力量的合作平台——“四名汇智计划”。其中,“四名”代表“名城、名人、名业、名景”,是西城区特有的保护体系,“汇智”则代表汇集各方力量。我们每年向社会征集一定的经费,来支持各种民间团队开展一些软性文化活动,例如展览、讲座、探访、游戏、出书、微电影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帮忙介绍合作资源、解决场地需要或提供宣传机会。

这么做,一方面是让大家觉得有一个组织,能鼓励交流、相互合作,带动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另一方面,由于有政府的支持和认可,再加上有成果推出,做起来也会很有成就感。

像以院落为单位的小微更新,这几年也产生了一些比较好的案例。比如北京西城区会把一些文物或历史建筑改造成社会运营的阅读空间。其中,有一个正阳书局项目,就是西城区政府跟一家专门做老北京文化的企业合作,请这家企业代为运营一处国家级文保院。在租金全免的条件下,企业要负责把这处空间好好利用起来,要求每年举办数场文化活动,并给社区提供相关文化服务。

还有一些空间是政府腾退出来后,以免租、或在免租基础上提供购买服务费用的条件引进运营主体,用比较创新的方式提供社区需要的文化或生活服务。比如,北京朝阳门街道的社区文化生活馆,主打“艺术进社区”的概念,在那里,会举办比较国际化、高水平的艺术活动,但同时又跟社区生活紧密对接,居民可以来玩,外边的人也可以过来体验。再比如,西城区的白塔会客厅项目,也是政府免租,并提供运营费用。平时,运营方会在这里组织老街坊聚会,居民在聚会过程中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进而自发结成缝补、厨艺、木工等兴趣团体。

微改造改善生活,更要传承文化

广州日报:如何在微改造中留下乡愁记忆?

赵幸:了解每处院落的情况和历史背景,是责任规划师在地工作的组成部分。有定点场所之后,这项工作也更加常态化了。整个长期收集信息的过程,都在不断补充和深化我们对这个街区的理解。

此外,还可以通过社区营造,号召社区居民一起为社区改善做点事情。比如自发收集口述史,或把他们觉得有价值的本土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用某种形式延续和发展下去。因为改造过程中,不可能所有人都迁走,对留下的老居民,还是希望能增强他们的认同感,强化共同记忆,把祖祖辈辈留下的文化内容更好地展示出来,传承下去。

事实上,留下乡愁和记忆,也包括腾退过程中的就地改造措施。因为大部分人是不迁走的,那怎么去改善生活条件?除了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提升,政府也在探索一些新方法,比如把腾出来的公共空间重新设计,做成公共厨房、储藏室和卫生间等。如果自己家里有改善需要,政府可以提供对接方式,比方说集约式改造单元,但这需要自己承担一定费用。

城市更新不一定是件利益最大化的事情,更多要考虑的是公共设施、公共环境、社区氛围、邻里关系等内容。有些新小区的开发商可能会有这方面意识,因为社区环境的提升,包括社群氛围的和谐,都有利于提高整个物业的升值空间。但在城市更新方面,我认为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仅靠商业项目还不能自给自足。

广州日报:恢复历史风貌要把握哪些原则?

赵幸:最重要的是把握分类原则,比方说文物建筑,基本上要按照原貌保护,包括里里外外的装饰、用料和工艺,甚至对它进行的现代化改造也必须是可逆的、可拆卸的。像我们在故宫里,也能看到很现代化的展厅,但仔细观察的话,它们不会直接铆在柱子或者墙上,都是以不对原物造成破坏的方式进行的。

对于历史建筑,虽然它们算不上文物,但是有一定的历史价值。那么外观必须保持传统风貌,一些传统构件要保留下来,但内部实际上是可以进行现代化改造的。

再有就是一些传统风貌建筑,它们没有太强的历史价值,但仍然具有传统风貌。这种的话,可能要求会再松一些,只要形式是传统的,里头哪怕用的是钢结构或新材料,都可以接受。前提是形式与传统风貌协调统一。

甚至有些地方的院落空间,里边只有几幢是传统建筑,其他都是私搭乱建。那么在清理违建后,只要把那几幢传统建筑按原貌恢复,其他部分都可以进行重置。但这件事,需要大家一起商量、讨论。

我觉得,很多公共空间,只要能和周围环境保持协调,有一些新的东西未尝不可。因为历史文化保护,既不是一刀切的全部保护,也不是完全不加限制地随意改造。这项工作的出发点,是要把整个区域空间提升起来,让人们住得舒心,让文化得以延续。

采访手记

责任规划师:打通微改造“最后一公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相隔两千多公里,但在我看来,北京和广州在很多地方都有着相似之处。二者同为国家中心城市,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二者也同为历史文化名城,岁月在它们身上都留下了深厚积淀。进入新时代的两座城市,都来到了转型发展的紧要关口。

沿着这样的思路,寻找两座城市的交集。我想推动城市有机更新和精细化管理,无疑是一份属于二者的共同答卷。其中,微观层面的街区保护,正是北京和广州得以交流互鉴的交点。北京的史家胡同和广州的永庆坊,作为两座城市在街区微改造方面的代表案例,有各自独特的经验,也有相互重叠的地方。在这一视角交错的碰撞下,也因此擦出了治理智慧的火花。概因老城市新活力,正是在一条条街区中激活,写就为城市发展的出彩篇章。

当然,借鉴不是毫无选择的移植,在相似的地方,我们还得看到两座城市在历史源流、社会现状和发展理念的诸多不同。每一种借鉴,都是一次抽丝剥茧的剖析,从中要找到适合自身的理念或方式,补充在我们对街区的理解之中。之所以北京的话题让我感兴趣,一方面同个人经历相关,在这里我度过了求学生涯的七年时光,另一方面,也因为责任规划师制度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观感。

去年以来,北京市东城区与12家一流设计院和知名大学合作,为全部17个街道配置了街区责任规划师团队。责任规划师要做些什么?其中,最具借鉴意义的一点,就是扩大公众参与。从一间院落到一处街区,公共空间的提升,不是说一纸方案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责任规划师的作用,就是要在居民、街道、产权单位等利益相关方之间搭建起沟通桥梁。这需要掌握一定的沟通技巧,更需要脚踏实地地了解实情、走家串户。

一城事,人人事。参与式微改造,就是让人人参与到城市更新这盘大棋中来,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合力,推动老城、老街焕发生机活力。如此,民生改善与城市管理同向共进,老城市的文化味与生活味便能相得益彰。目前,北京的责任规划师制度已进入立法程序,将在各个区街全面推广。我认为,从经验学习和借鉴中,走出一条具有广州特色的城市更新之路,对于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而言,大有裨益。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毛梓铭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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