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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世界遗产视野下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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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5年中国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工作已走过30多年。在民间,申报世界遗产工作被亲切地称为“申遗”,就好像“申奥”一样,曾被大众看作是一项世界级的荣誉。与奥林匹克盛会相似的是,各个缔约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数目,如同金牌榜一样,一直受到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近日第四十三届世界遗产大会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中国的“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和“良渚古城遗址”在大会上通过审议,双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拥有55处世界遗产,成为世界遗产总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来说,世界遗产体系带给我们的价值并不等于一个国家遗产地的数量,也远不止一份国际荣誉那么简单。加入《公约》以来,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从观念到实践经历了变革。我们看待世界遗产体系的目光从不解到贯通、从质疑到交融,这个过程本身即是一段双向影响、不断深化的认知之路。回顾这段发展,我们大致可以将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对世界遗产价值的认知过程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作“对世界遗产价值体系的学习”。20世纪80年代,作为外交工作中的重要一环,中国加入《公约》,不仅将丰富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化为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并且通过开放和交流汲取了国际先进保护理念,获取了必要的援助和技术支持。这个阶段,由于中国刚加入《公约》,对世界遗产体系的规则不是很理解,更多的是依据传统文物保护的思路在试验性推进。这个时期以1996年庐山国家公园申报世界遗产为一大分水岭——原本作为中国“文化遗产”建筑群项目申报的庐山国家公园在世界遗产委员会讨论后,由于突出的人文和自然综合要素,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中的“文化景观”项目。然而这个结果在当时却因本土与国际理解之间的错位,被解读成“既不够格文化遗产,也不够格自然遗产”的折中之选,曾让申报者觉得十分失望沮丧。今天看来,确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第二个阶段可以说是“价值的冲突和理念的表达”。1994年,《奈良真实性文件》的讨论与发布,正式将东西方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价值冲突推上国际舞台。这场讨论不仅让国际学界正视东亚木结构建筑与西方不同的材料属性,并且促使中国重新思考我国传统观念与国际文本之间的深层关系,进一步从文化语境角度深入考量了世界遗产体系保护自然和文化多样性的初衷。2000年,基于中国文物特点所制定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发布,既体现了中国文物保护工作与国际共识的接轨,也代表了一份扎根中国实践、彰显本土特色的“宣言”。

第三个阶段可以说是“中国探索对国际理念的融合与推动”。2011年,在对世界遗产类型深入研究认知后,中国第一次主动将杭州西湖申报为“文化景观”遗产类型,并顺利列入。与15年前庐山国家公园的被动申报所不同的是,此次申报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人文关系,以国际化的语言作了充分阐述表达,标志着民族精神与世界遗产话语体系的融合。同时,中国在数十年间探索活态遗产保护方法所建立的“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名录制度,反过来推动了国际社会有关乡村遗产的实践与反思,从多个方面为国际组织制定全球“乡村景观”遗产的保护方法提供了多维度的贡献。

加入《公约》以来,中国一步一个脚印,完成今天世界遗产大国的转变。一方面,我们要不忘初心,始终记得世界遗产体系的初衷在于联合全球力量,共同对抗工业发展、城市扩张和战争冲突对人类环境